李进良:抗美援朝倒逼中国电子通信自主创新

通信产业网|2019-10-15 14:32:14
作者:李进良 来源:通信产业网

【通信产业网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李进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的电信产业,只有规模很小的12家企业,职工总数不到4000,这就是国民党统治20多年给中国电子工业留下的全部家底。

从天津看旧中国的电信产业

1949年元月天津刚解放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战争的创伤比比皆是,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当时最大的电信企业,只有位于河北区东五经路的资源委员会下属电工二厂,(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生产北京牌电视机的天津无线电厂,国防工业上叫712厂的前身。)不仅规模小,技术上也是一片空白,号称每5分钟生产一部飞利浦收音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总装厂而已。所用元器件电子管、电阻、电容等等,通通都是进口的,甚至螺钉也是进口的。所招装配女工都是中学程度,穿着旗袍上班的。就在厂门口一座2层小楼是设计科,楼下一个大办公室,连科长、工程师、技术员、描图员几十人都挤在一起,各有一张办公桌,楼上是试验、测量、焊装样机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阴谋抽走资金、遣散员工、想把这个厂搬迁到台湾。在地下党员姚申等组织领导的护厂活动中,绝大部分员工都愿意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晚上轮流站岗,踊跃参加了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的护厂活动,工厂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解放后的电信工业局

天津解放之后,从1937年清华学生运动即投身革命的王士光奉命从华北赶到天津,执行对旧中国的电信企业的接管任务,当时我党红军无线电鼻祖负责通信的一把手王诤向王士光交待:“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电信工业都很重视,今后我们不仅要生产各种通信设备,也要生产雷达、声呐和导航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电子管厂、元件厂,决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全靠国外进口。”他怀着神圣的使命感,面对天津的困境,遵循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到天津南京等地接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电子通信工厂,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对这些护厂员工实行了原职原薪录用,就是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也留用了3名,极大地调动了他们进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工厂很快恢复正常生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重工业部下属电信工业局(简称十局),先后由解放军中的通信先驱王诤、刘寅(是与王诤一起在江西加入红军的通信战士)、王士光担任正副局长。对全国各地接收的电子通信工厂派出厂级领导干部,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革命的金鑫担任天津无线电厂厂长,王曙任天津无线电厂军代表,随即分配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加强技术队伍,还招收培训了一批批工人,并从优秀工人提拔干部,将这些遗留破败工厂改造整顿成为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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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无线电鼻祖王诤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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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寅副部长、王曙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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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光副部长

抗美援朝催生了系列国产电台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使用的通讯设备,有的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有的是从苏联买的设备,从军师到营连,形色色色,五花八名,不成体系,构不成作战部队从上到下灵活机动指挥调度的战术通信网。这些设备,体积大又沉重,使用的电池笨重,供电时间又短,频率范围窄,而且数量很少,極不适应我军“运动战”的作战需要,严重影响了志愿军前线的战斗力。特别是入朝第一批志愿军时期,如美军陆战1师:每个陆战团一直到排级都拥有完备的电台等联络设备,可以随时获得空军几乎是不间断的火力支持。而志愿军第9兵团:由于通信器材奇缺,只有团以上部队才有少量无线电台,营采用有线电话,在战场上非常脆弱。营以下则主要靠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络,这导致美军在野战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人尖厉的哨子。由于通信器材严重不足,导致一旦团级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基本上很难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加以变更,战法缺乏灵活性。

在这种严峻情况下,自主研制、生产适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略战术的系列通信产品,支援前线,就成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交给中国电子企业的头号任务。王士光副局长主管科研、生产工作,成了他肩负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便于携带的通信电台,他深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早一天生产实用的电台,抗美援朝战场上就会少一些牺牲,早一天赢得胜利。他殫精竭虑与天津无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科技专家共同研究从连排一直到军师的系列电台技术方案,当时电工二厂解放前的设计科长是德国博士罗沛林(后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后的设计科长是虞承藻(后来是宝鸡769厂总工程师),美国博士童志鹏(后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叶传垠、薛繁荣是生产电子器材工艺的全能专家。汤柏如、丘绪环工程师是接收机专家,日本立木工程师是发射机专家。由虞承藻科长组织童志鹏开发了2号步谈机。叶传垠、丘绪环开发了1号步谈机,汤柏如、立木开发了15W短波电台。南京无线电厂的设计科长胡金轮是地下党员、副科长王祥华、发射机专家郭文昭、接收机专家官之节,在他们的努力下开发了2瓦短波电台、150瓦短波电台与接收机。

当时天津电工二厂遗留开发的仪器就只有一台801型信号发生器,可以调试测量接收机的灵敏度等指标;一台摇柄式频率计,可以测量发射机的频率,校准度盘;一台Q表,可以测量电感、电容和Q值;还有台功率计,可以测量发射功率,有时就用电灯泡看亮度来代替;就靠这点家底来研制各种电台,仪器要排队轮流使用,往往匆匆忙忙,还没有结果就得让位。我那时干脆晚上加班打地铺睡在试验室来做试验,好独自一人不慌不忙地享用一台仪器反复进行各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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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沛霖院士、虞承藻总工

多亏国内厂家积极及时的开发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得以逐步把原来解放战争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各式各样的美军电台替换下来,逐步配备了国产电台,军以上是150瓦短波发射机与接收机,师团配备以报为主的102型15瓦短波电台,团营主要配备以话为主的2瓦短波电台,营连排是超再生2号步谈机,这样中国部队从军一直到排有了成套的系列国产战术电台,可以进行机动及时的战争指挥,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能力,这批国产电台为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使用过程也发生了不少质量问题,工厂也在不断改进。

立了大功的702型步话机

该机由童志鹏博士负责,他195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了归国之路。为了方便离境,他几乎将自己在美期间的全部家当留在了美国,只随身携带了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权威书籍和一些自己的学习笔记。回国后,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为抗美援朝战场设计我国第一台军用步谈机,经过无数次实验、试制,克服了生产设备简陋、元器件和原材料缺乏等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开发出来比美军装备的无线电台更加轻便省电的中国第1部战术电台,随即投入批量生产。1951~1952年在厂内第七工场由杜伯明主任组织大量生产,加班加点、夜以继日,车间刚刚生产、装箱完,立马装车运到火车站发往朝鲜战场以应部队急需,产量超过8000部。由于采用超再生式,只用2只拇指电子管,体积与701型步话机差不多,才能做到可以用手捧着通话,使用鞭状天线,通话距离较大,因超再生式当调谐到临近振荡时灵敏度最佳,在山顶上对开阔地带最大距离达10公里,在坑道内本身天线失效,改拉5-6米被覆线,地形好有时通一阵、有时不通一阵,受地形影响很严重。尽管有电子管容易烧、调谐不好时噪声很大等缺点。比起美军电台,它具有轻便省电、便于携带、易于操作、信号覆盖范围更广、话音更清晰等优势,为保障志愿军战场通信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深受部队的广泛欢迎,步谈机话务员保护机器比保护自己生命更重视,立功的占三分之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营以下大量使用的超短波收发话机,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成功的一款战术电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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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志鹏院士                                               702型步谈机

102短波15W电台的诞生

解放后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电工厂和军用设备仓库,天津无线电厂一开始就利用军用设备仓库的破败残缺电台拚拚凑凑生产出了E27、E29短波15W电台,以应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当时几十万大军出征,这点数量拚凑电台,库存也清理光了,无法满足志愿军部队的大量需求,十局决定参照RT77自行研制,RT77就是美军的短波电台,六十年代德国德律风根和南斯拉夫还有生产。发射机是主振式,短波频率2-7MHz,功率15W,由日本留下来的立木工程师负责发射机研发。接收机是典型的超外差式,短波频率2-10MHz,中频465kHz,汤柏如工程师负责接收机研发。第一批国产师团电台就叫101电台,随后改进的叫102,抗美援朝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列装才叫八一型电台,大量装备师团一级,受到部队报务员的欢迎。1952年日侨回国,立木走了,由冉宪廉工程师接着负责发射机。我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无线电厂,跟冉宪廉学发射机,跟汤柏如学接收机。从朝鲜回国后,就由我负责整个八一电台的改进与生产。汤柏如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上个世纪4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1957年组织领导中国第1台黑白电视机的开发,后来生产了大名鼎鼎北京牌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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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柏如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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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型102短波电台

701型步话机的艰难研制

701型步话机由叶传垠总工负责,丘绪环负责接收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排班使用的短波收发信机。参照美军第2次世界大战的611型步话机为蓝本开发的,发射方式A2J调幅话,用晶体振荡器单频点,收发同频。按讲方式,用塑料开关控制收发,能够用右手握住机身,右手拇指按住按键,就可以讲话发射,松开按键就可以接收话音。工作频段是3~5MHz,发为主振式。收为超外差式,5个拇指电子管,电源1.5V、90V二组电池,体积340*80*85cm,5節拉杆鞭状天线,开阔地通1公里。由于电路比702型步话机复杂得多,体积要小,重量要轻,要做到单兵可以手持这样的体积重量技术难度非常大,生产较晚,产品出现很多质量问题,特别是塑料收发开关接触不良,甚至断裂,因此,没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量应用。丘绪环副科长是接收机专家,她丈夫是质检科平永保科长,她俩都是武汉大学的同学,后调任北京第3研究所(电视电声研究所)任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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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绪环总工                              701A型步谈机

新中国电子工业的萌芽

当时负责研发的大珈多是博士、专家,而且他们都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具有因陋就简随地取材的素质能够高速开发一款满足战术技术要求的电台,以他们个人的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做一两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批量生产来装备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成了非常艰难的大问题,一部电台就需要各种规格的电子管、发电机、电池、电阻、电容、电感、话筒、耳机、喇叭、变压器、开关、继电器、接插件、天线、机箱、紧固零件等等十多种门类、百多项规格、近千个零件,缺任何一种元器件,哪怕是一个螺钉,也生产不出一部电台。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残缺摊子,只能完全利用进口成套元器件进行总装,没有电子工业基础,缺乏配套的产业链,生产不了这么多门类规格,同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禁运,元器件是很难买到的,只能从东欧、苏联获得少量电子管等元器件供应。当国民党遗留的军用备件破败残缺电台可以拆下利用的元器件都用光了。摆在新生的电子工业局面前这种做不了、买不到、用光了的困境怎么办?只有发扬延安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有一切需要的元器件都是自己来设计、开发、制造。那时除了电子管、发电机、电池,由局里统筹安排其他企业开发生产之外,几乎其它元器件都是712、714厂全部包揽了,我真佩服当时叶传垠(后来调到成都10所任总工程师)、薛繁荣等那批万能型工艺制造专家,居然利用计算尺、丁字尺、三角板来设计制图,靠那点可怜的机械加工能力,制造最起码的工具、模具、量具、夹具来生产种类繁多的元器件。电阻那时还没有碳膜、金属膜电阻,就用碳粉压制高阻值的实体电阻,用镍铬丝绕制低阻值的片状电阻。电容那时还没有电解质电容,就用铝箔带夹一层介质带来绕制。调谐频率用的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那就要先制造冲模,冲出电容固定金属片、可转金属片,再用自制的夹具将若干固定金属片焊在电容架上,再用自制的夹具将若干可转金属片焊在一根圆轴上,再组装成可转180度的可变电容器。电感和变压器的线包很有意思,只见部件车间线包工段一排像农村老太太的纺线机,年轻女工灵巧地用漆包线手工绕制,不过多了一个记圈数的计数器,她们娴熟地绕的又快又准。主振线圈是绕在一个塑料圆筒上,要开模具压制。中周变压器的可调螺纹铁粉芯,要配置具有磁性的铁矿粉掺入胶合剂来压制,电源和输出变压器要冲制E形或O形硅钢片,就得先设计制造冲模,再装上线包。耳机、喇叭也要绕小而薄的线包,话筒用碳精粉来制作。如何检测这些元器件的性能,那时全厂只有设计科有一台Q表,部件车间每绕出一批首件,就是我拿去检测电感、Q值是否达到要求,这样,我也就积累了怎样提高Q值的经验。接插件的接触簧片要在冲压车间冲制,接插件座要在压塑车间压制或挤塑。天线杆要在机械加工车间车制。所有的工模量夹都由设计科的工装设计师设计,高手是吴征鸾,后来调到西安14所担任副总工程师,再在模具车间制造,里面有苏其铨这样的八级技师,可以较快完成模具。还有一个试制车间,我记得有几位像姜仲元那样的高级技工,什么奇形怪状的零件他都能敲敲打打做出来,因此,我们新品研制的样机可以很快做出来。我们几十个从北大、清华、北洋、交大毕业的男女青年刚走出校门,只有一点书本知识,这些形形色色的元器件看都没看过,更不用说动手做了。感谢无线电厂的人事科李毓英女士把我们分成小组依次到部件、机加、压塑、铸造、模具、总装车间实习,每个工种都要实地操作,最后再到计划、生产、质检等科室见习,这么转了大半年,对于工业生产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体会到对我一生的科技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时虽然机械化程度很低,都是手工制造,靠了解放后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抗美援朝支援最可爱的人的激情,开展合理化运动,人人都开动脑筋对各自负责的工序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我与清华同学庞天柱就在实习过程发现一些不合理的工序,一起探讨如何改进提高的措施,为此,还给生产副厂长林中提过书面合理化建议,受到表扬。我的老伴王虹14岁做童工,小学程度,那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总装车间作焊接工,焊接波段开关几十条线,一根根插入接触簧片再锡焊,起码得半个多小时,她后来把一根根锡焊改为在锡锅中一转就全焊上了,效率提高了十几倍,从而被评为劳动模范,党组织继而把她培养成了工程技术人员。靠了全体职工的勤劳与智慧,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急需的2号步谈机、15W短波电台一批批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我记得有次赶上星期六,说是火车停在天津东站等着电台,我们一起加班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把这批电台保质保量送去了东站,及时发运朝鲜前线。在那样极端困难的生产条件下,短短的一年居然能配套生产近万部电台,这不能不认为是新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个奇迹!

毋庸讳言,这些赶制的电台在朝鲜既立了大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部队通信战士使用电台过程还有个麻烦事叫做“要寻找”、“要微调”,故障最多的是变压器经常断线等等,这些问题多半是我们技术水平低缺乏经验造成的,后来苏联专家西纽科夫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也出现过变压器断线故障,采用密封变压器就彻底解决了。那时在战争过程不断发现问题,工厂就不断改进,一批批都有提高,因此有102A、B、C、D、E等尾缀,这样,我国的电子工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也出现过一次粗枝大叶的毛病,解放后我国推行公制,原来国民党时期是执行英制,我们生产的天线杆改成了公制螺纹,而天线座没有及时配套更改,造成了在前线安装不上的大问题,为此,把负责工程师连降了两级,这个质量问题大大教育了全体职工,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没有小问题。我后来支援三线建设调到宝鸡769厂任设计科副科长带领一班刚毕业的小年轻,我常常举这个事例来提高他们重视图纸的质量。因此,这短短的三年,经过抗美援朝促进了中国电子工业的萌芽,加快了移动通信产业的成长。

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成长

抗美援朝之后对经过战争考验的电台全面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度盘与可变电容器的精度,解决了“要寻找”的弊端;克服了振荡回路的温升频移,解决了“要微调”的麻烦;变压器都密封,彻底解决了断线问题;经过彻底改进之后才得以升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列装产品,15W短波电台定名为八一型,2W短波电台定名为七一型,大量生产供应部队换装,同时派生出民用型,提供给邮电、外交、青藏作远距离通报之用。1号、2号步谈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都停产了。这时苏联派出了马耶维诺夫、西纽可夫等专家到局里,推进全局各企业的科学管理,将原来的隶属图样编号改为十进分类编号,编制各类工艺卡片,严格质量检测监督制度,推广密封、精密铸造、光刻等新工艺,这样大大提高了工厂生产技术水平。这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支援我国的156项工程启动,712、714老厂调出很多技术骨干支援新厂,北京大山子707、718、774、798几乎同时建起来了,于是国产的电子管、晶体、电阻、电容、电感、话筒、耳机、喇叭等通用元器件都可以大量供应了。712厂的部件车间只生产一些特殊规格,到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电子工业已经形成门类基本齐全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美国情报局曾经评价认为中国比较先进的“两大一小”是赶上了时代技术进步的步划,所谓“两大”是指原子弹、导弹,“一小”指的是战术电台。

今天回顾抗美援朝这段风雨兼程的年代,使我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抗美援朝期间武器装备中国比美国差得太多了,为什么能在中国100年来次次败北的历史耻辱中,第一次打赢,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到38线。14年抗战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不是中国直接打赢的,只能说是中国在西南在敌后坚持了抗日,才等来了机会依仗国际力量成为胜者。那么抗美援朝怎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呢?除了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英勇拼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全力支持,彭德怀的运筹帷幄,苏联的支援之外,我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通信装备很快弥补了短板,迅速扭转了入朝初期前线指挥不灵的被动局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完全可以说当年我们自主研发制造的无线通信设备在通信效果上并不比美国差,可以说是同一个量级,甚至702机比美国同类电台还要好,对战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我所知战术通信后来发展的单边带电台、跳频电台50年代初期国际上还没出现,半导体也没有,都是用的电子管、普通电阻、电容,因此,我分析战术通信中美双方是一个量级,并不像重炮等武器有代际的差距,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通信保障能力。我2000年去美国看了他们纪念朝鲜战争的雕塑园,注意到美国士兵背的电台也是与我国八一电台差不多大的,可以看出美军在战争后期在通信方面并没有显著优势。我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才启发我思考这一问题,我认为那一辈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历史不应忘记他们。抗美援朝那三年催生了中国的系列战术电台,激发了军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展现了全体职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冲天干劲与高超智慧,既保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指挥的急需,又促进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快速成长,培养了一批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骨干。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十局没有组织开发这一系列电台,如果不自立更生,土法上马,迅速生产大批量国产通信器材装备志愿军,得以实现灵活机动的战术,能在我国落后的武器装备劣势条件下,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并长期坚持吗? 设想如果没有通过抗美援朝培养的这批技术骨干,能在我国这样落后的工业基础下,形成比较完整的电子工业吗?我后来出差到电子工业部所属各个工厂,感到有幸都能遇上在712厂共过事的老朋友。遗憾的是众所周知的60年代中期之后的那十年,中国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电子工业也就因之落后了。

好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了移动通信领域自主创新的传统,得以从3G突破、4G同步到5G领先。弹指一挥间,70年跌宕起伏,可喜的是中国移动通信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喝水不忘掘井人,抗美援朝为中国开发生产战术电台那批通信前辈多以作古,然而他们当年那种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艰苦奋斗精神,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值得今天的年轻人汲取并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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